不过，按照天贼所的专家汪三公子的主张，这恰好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按照他的理论，什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统统的都可以丢掉东洋大海里去，土地都拿来搞建设，搞工业，搞经济作物种植。只要我们有钱，还怕在国际市场上买不到粮食吗？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人家不卖粮食给我们了，那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惹得人家生气了。
但是，他所描述的这套做法，早在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已经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来替我们试验过了，这条路，走不得！
从明代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救荒本草等类著作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还有一部分的人在研究所谓的“避谷之法”，以期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苟延数日之性命，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明代中后期以后，原产于美洲的番薯、玉米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被引种到了中国。这些作物在引进中国之后迅速扩展，普及全国，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人民的重要粮食。福建的陈氏父子因为从西班牙人控制的吕宋偷取番薯引种到福建成功，而被家乡人立庙封神祭祀。但是甘薯和玉米等的引进并没有象西方引进的芜菁和三叶草一样，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农作制度，它只是在粮食生产和衣着原料生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暂时的平衡，这种平衡之所以是暂时的，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而甘薯、玉米等的引进就是在增加粮食供应的同时，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长。
考古学家夏鼐指出：“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土地的开辟，以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代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因此甘薯玉米的引进并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温饱问题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引进而得到解决。
增加品种既然不能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求，那么，我在种植技术上做文章可以吗？事实证明，有用。但是，用处不大。
前面提到的套种、桑基鱼塘等技术，算是多熟制的范畴之内。多熟制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只是部分地弥补了由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致的粮食减产，而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相反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多熟制的发展必将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多熟制的发展还影响到了畜牧业的发展，江南稻区在实行多熟制以前，曾经有所谓“抛牛”之俗，即在水稻收获之后，让耕牛自行在田中放牧，明清以后，由于多熟制的实施，早稻收割之后，种上了晚稻以及菽、麦、麻、蔬等各种作物，放牧已觉不便，明末宋应星就曾做过这样的计算，“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也相当也。”沿至清代“抛牛”之俗索性被禁，此种做法势必引起畜力紧张，从而加重劳动力的负担。这又是促使农村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人口的增加又对粮食供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就需要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玉米和甘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和推广的。
虽然也通过引进新作物，改进种制度，发展多熟制，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农具的倒退。
中国早在汉代时期出现过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发明，如代田法、耧车等，这些发明都是适合大面积的土地生产需要而出现的。它与近代欧洲农业改良时所采用的某些农具在原理上与相类似，但是这些农具在中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农桑结构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得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少，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就越来越少。因此，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往往得不到普及和推广，如代田法、耦犁和耧车，仅是在西汉京师附近和一些边远地区试用过，而并没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推广使用。不仅如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技术倒退的现象。
唐朝江东犁的出现和明清铁搭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先进的江东犁在明清时期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落后的铁搭所取代？是江东犁不适合江东的自然条件吗？不是，因为江东犁就是适应当地的土壤耕作条件而最早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发明江东犁的地方反而不用江东犁呢?原因在于桑争稻田和棉争粮田所导致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失衡，这种失衡使得原本一些可以用来放牧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作为农田，而原来一些在收获之后可以用来放牧的农田也纷纷种上了作物，因而导致了畜牧的萎缩和牛力的缺乏。人口增加使得铁搭的使用成为可能，而畜牧的萎缩又使得牛耕缺牛，只好用人力代替牛力，铁搭代替牛耕。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宋应星估计“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力者半之”，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一般说来，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又陷入了新的一轮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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