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荒唐而又儿戏的短暂审判就这样终止了。
我的手铐已经被松开，也不用再坐在刚才受审的那把椅子上，而是被客气地请到了隔壁的会客室里。波斯克列贝舍夫甚至还亲自安排人给我送来了茶水和点心。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的别济科夫也被带了回来。
遍体鳞伤的别济科夫，已经无法独立行走，他把手搭在别人肩上，被两个人半抬半搀着走进来的。看到他进来，波斯克列贝舍夫有些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了笑，说：“别济科夫同志，刚才让你受委屈了！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希望你能理解。斯大林同志刚才已经亲自打了电话来，说明了情况，让我安排你们二位尽快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去。”
别济科夫冷冷地盯着他，半天才说：“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卫戍司令部呢？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波斯克列贝舍夫听他这么一问，不禁有些尴尬，讪讪地说：“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安排人送你们走。”
我看着大内总管离开以后，关心地问别济科夫：“您怎么样了？”
谁知道他冲我做了噤声的手势，人也敏捷地站了起来，过去关上了门，在屋子里四处转悠查看，甚至还趴在地上检查了桌下的下方。过了很久，才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对我说：“我检查过了，这屋子里没有窃听器，我们可以说话啦。”
“哦。”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他刚才是在忙什么。我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莫名其妙地被捕，甚至还差点丢了命，便开门见山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们会被逮捕？难道仅仅是因为在护送斯大林同志去机场的路上，与绕到我军后方的那些德国人遭遇并交火的缘故吗？”
“你今天和斯大林是坐在一起的，你有没有觉察到什么异样的地方？”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道。
听他这么一说，我回想当时的种种，发现的确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脑海里组织了一下词汇，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向他说出自己的发现：“我和斯大林同志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发现了不少反常的地方。”
“有那些地方反常啊？说来听听。”他饶有兴趣地说道。
“首先，我没有看见他吸烟，那从不离手的著名的烟斗也没看见他拿出来。其次，在目前的形势下，他待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作用，比单纯地到前线去鼓舞士气要大得多。而这次到十六集团军去，多少有些故意逞能和冒险的成分在内，也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在前线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对民心士气都是致命的打击。……”
听到我说到这里，别济科夫连连点头，说：“您分析得很有道理，继续说下去。”
“就算是斯大林同志想到前线视察，随行的部队，至少应该派最精锐的中央警卫团护送，而这次抽调的仅仅是卫戍司令部的部队，这也不符合常理啊。还有，以斯大林的身份，陪同前往的，也应该有一些大人物啊。可我却发现，在所有的陪同人员中，您是军衔最高的。”
“通过这些，您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啊？”说这话时，他拿起了两块方糖，放进茶杯里，拿起小勺子轻轻地搅拌几下，然后把勺子含进了嘴里。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难道……难道大家在第十六集团军见到并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而只是他的……他的一个替身？”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噹地一声响，他手中的勺子已经掉在了桌上，和桌面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声响。他顾不得这些，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迫不及待地问：“您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
“很简单啊！”我耸了耸肩，轻描淡写地说：“和我们同车的那位斯大林负了重伤，以我的观察，就算不死也是重伤。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现在应该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压根不可能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刚才我也听见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还是中气十足，没有半天受伤的感觉。基于这种种的观察和猜测，我才大胆地推测：其实我们今天见到的，并不是真正的斯大林，而仅仅是他的一个替身而已。”
说完，我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地说：“您分析得很对！我们今天护送的并不是真正的斯大林，而仅仅是一个替身而已。为了激励前方的士气，稳定目前的战线。斯大林同志才想出了这个既不亲自冒险又能为将军们鼓气的好办法。不过后来遭遇的袭击，那完全是场意外。”
“你知道波斯克列贝舍夫为什么会在机场逮捕我们吗？”我最关心的还是这个问题。
“他怕我们将假斯大林受伤的消息传出去，影响到民心士气，所以才会出此下策，采取这样的临时紧急措施。”
“可是他做得也太荒唐了吧，”我不满地说道：“如果不是斯大林同志即使地打来电话，您和我现在已经被他枪决了。”
“唉！”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本来以为这只是他临时采取的一项保密措施，所以才乖乖就范。没想到来了这里后，他居然搞刑讯逼供，让我承认自己是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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