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团长刚离开，给我送完地图后，不知道啥时候溜出指挥部的西多林又重新走进了指挥员。他摘下钢盔，拿在手上向我走过来，同时还笑嘻嘻地问：“中校同志，您的会议开完了吗？”
我伸出手去，爱怜地摸了摸他留着短发的头顶，笑着问：“你这个小家伙，刚才啥时候跑出去的，我都没看见。”
“我刚才把图囊交给你后，见你和大尉在专心致志地研究地图，没敢打扰你们，就悄悄地出去了。”说到这里，他突然惊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对了，中校同志。崔可夫将军在我来之前，曾经叮嘱我，让你到达独立师的驻地后，马上和他进行联系。”
“你这个小家伙，为什么不早说，要是误了大事，我可不让你。”说着我的手高高扬起，做出要打的样子，他把头一昂，闭上了眼睛，摆出一副任凭我处置的架势。我用手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拍了两下，接着转身吩咐还站在门口的拉祖梅耶娃：“中士同志，快点把报话机安装好，我要和崔可夫将军通话。”
听说我要和集团军副司令员通话，拉祖梅耶娃连忙把外面的几名女通讯兵叫进来，配合她调试安装报话机。
趁女兵们在安装报话机的间隙，我拉着西多林在桌边坐下后，俯下身子关切地问他：“西多林，副司令员同志打算怎么安排你，是留在独立师还是回集团军司令部？”
“崔可夫将军说了，”西多林仰头看着我说，“让我就留在您的身边，给你当传令兵。您别看我的年纪小，但送个情报传达个命令，保证误不了你的事情。”
虽然我现在是需要大量人手的时候，但却不愿意让西多林留在这里。他的父亲牺牲后，崔可夫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当传令兵，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他。可把他派到我的师里来，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说得不好听，没准哪一天，我这个师就全打光了，到时可保障不了这个孩子的安全，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回集团军司令部去，那里再怎么说，也比留在我的师里安全。
这时，拉祖梅耶娃向我报告说报话机安装调试完毕，并已经和集团军司令部的通讯室联系上了。我走过去，从中士的手里接过耳机和送话器，大声地说：“喂，您好，我是独立师师长奥夏宁娜中校，请帮我找一下崔可夫将军。”
对面的报务员礼貌地说道：“您好，中校同志，崔可夫将军就在我的身边。请您稍等一下，我请他和您通话。”在短暂的沉默后，耳机里传出崔可夫的声音：“喂，是奥夏宁娜吗？”
“是的，司令员同志，是我。”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和我联系？”崔可夫说到这里，也许是因为看手表，而停顿了一下，接着我又听见他说，“我都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我看了一眼坐在桌边，可怜巴巴地盯着我的小西多林，没有把他差点忘记提醒我的事情说出来，而是主动向崔可夫承认错误：“对不起，司令员同志，我刚才召集几位团长开会，研究几天战斗的事情。一时间忘记给您联系这件事了，请您原谅我。”
“好了，不说这些了。”崔可夫大度地说道：“你们的会议讨论出什么结果了吗？”
“有结果了，司令员同志。”我态度端正地回答说：“一团长谢杰里科夫大尉提出的突击队加支援分队的战法，您已经知道了。在会上，大尉同志又把这种战法的使用，传授给了另外的三位团长。”
“这种战法听起来很不错，但是战斗中实施的效果如何，目前还不好说，就只有通过战斗来检验了。”我从崔可夫说话的语气里，判断出他对这种新战法还是有些信心不足。不过对于他所持的怀疑，我还是深有同感，记得去年年底的莫斯科保卫战里，第16集团军的一个骑兵师，攻击几个居民点时，虽然我军的炮火已经把居民点夷为了平地，但还是和德军打了几天艰苦的拉锯战，最后才勉强攻占了这些战略要点。
“司令员同志，”为了防止他因为动摇而变卦，我主动向他报告说：“作战会议，我是让谢杰里科夫大尉主持的，他给几位团长进行了详细的分工。比如说老兵多的二团，在原有老兵的基础上，搭配部分新兵，组建了几支突击队，承担三天后的进攻任务；谢杰里科夫大尉让四团抽调人手组织侦察小分队，并配备一名建筑工程师随队前往，去对居民点执行详细的侦察任务。……”
崔可夫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不解地问：“侦察小分队去侦察敌情，配备建筑工程师做什么？难道他们还想和敌人遭遇时，在工程师的指导下，修筑防御工事，和敌人打一场阵地战吗？”
听到身居高位的崔可夫，也不理解为什么侦察分队里要配备工程师时，我对谢杰里科夫的佩服又多了几分。我抬头四处张望，发现指挥部里，除了我、拉祖梅耶娃和西多林外，就没有任何人了，谢杰里科夫大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指挥部的。
为了让崔可夫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耐心地向他解释说道：“司令员同志，您请听我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夺取被敌人占领的居民点，我们就必须对该地段进行侦察，了解居民点里楼房的类型、楼板、墙壁的厚度，有无地下室，出入口在哪儿，敌人工事的性质，隐蔽射击孔的位置，障碍物的位置及其形状等等。由于居民点附近都是开阔地，我们侦察兵抵近侦察的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熟悉这一切的建筑工程师出马，他对这些是内行，也许是需要大致地看一下，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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