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给了林俊两个月的休假时间，而他也完全的按照斯大林的安排，在索契不管任何事、不去关心时间，一心度假。但身边的人都发现了一点特别的地方：以前林俊总喜欢睡会懒觉，但自从安德卢普夫回来后，他每天都会早起，独自在草坪上练一趟刀法。
贴身警卫员兰德斯科奇一直注意着首长的举动，“安德卢普夫同志，首长的刀法越来越娴熟，而且我能看出首长已经融入到某种意境之中。”他告诉安德卢普夫。
兰德斯科奇知道这位师级指挥员同志是首长最好的兄弟，而别人又看不出林俊身上发生的变化——人随刀走、刀随心动。
“我感觉一定会有重大的事会发生，首长在为这件事做准备。”
“兰德斯科奇，你能从安德烈每天的举动里看出来？”安德卢普夫能预感到些什么，但这是在安德烈告诉了他将可能出国作战的前提下，而这位警卫员是不知道的。
“我只有在首长练刀时才感觉的到，首长已经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最佳状态，如果不是为某件大事做准备，首长是不会这么做的。”
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这是林俊的一贯作风，他身边的人都知道。
虽然原定的度假时间是两个月，但一个斯大林亲自打给林俊的电话打断了他的度假行程。当费科奇诺夫告诉林俊有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找他时，林俊问了个在旁人看来很“无厘头”的问题：“今天几号？”
“首长，今天25号。”
“7月25号？”
“是的，7月25号。”机要秘书被林俊问的脑袋发胀。
“也该来了。”林俊自言自语般的说了一句，说完就进屋去接电话。
10分钟后林俊走出了别墅，对花园里正在打牌的人说：“大家准备一下，阿尔希波夫、安德鲁普夫、瓦西里、费科奇诺夫、斯诺尔尼克和兰德斯科奇中饭后就和我一同乘飞机返回莫斯科，其他人坐明天的火车回莫斯科。”
“安德烈，有什么重要情况？”
这次所有人都完全贯彻了林俊度假的“指导方针”：不听广播不看报纸，只顾自己消遣，力求完全放松——这曾让刚从西班牙回来的安德卢普夫非常不适应。其实他们大可不必为什么突发事件担心，如果真有什么重大情况，莫斯科的亚历山大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林俊。
“东边的日本人对中国动手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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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准时发生，和林俊所知的历史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因为自己在英国时与孔祥熙的接触，那个蒋委员长比历史中更早的想到向苏维埃求援。而斯大林在接到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报告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安德烈的几次谈话：避免两线开战的唯一选择就是让中国拖住日本。
斯大林立刻就要把安德烈从索契招回莫斯科，因为这个小安德烈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敏锐观察力：日本很快就会对中国动手——这是林俊曾告诉斯大林的话。
自从七七事变开始，斯大林已经在关注中国的战局，只不过当时他还没想把安德烈招回来，但这次中国正式的发出外交方面的照会，斯大林知道：锻炼安德烈的机会到了。
前来接林俊的是一架改装后的DB-3，中午从索契的机场起飞后直飞莫斯科中央机场。林俊抵达莫斯科时天已全黑，他马不停蹄的就赶往克里姆林宫。
“安德烈，中国希望我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向他们提供援助，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见面后斯大林问林俊。
“斯大林同志，我还是原来的那些意见：决不能让日本占领中国，这样我们将会面临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
对于中国提出的要求，斯大林有着清楚的认识：苏联有本身的政治和军事考量因素，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是复杂而又矛盾的。苏联透过“西安事变”，苦心撮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顺利实现。在政治上维持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但同时也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保存了中共的实力。
在国际关系上，从苏联的立场来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可以牵制日本，大大减轻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的压力，而且中国的抗战局势越好、对保障苏联的自身安全就越有利；所以苏联公开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不过，苏联的战略目的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南进”而不要“北攻”，以保自身东部边境安全；苏联则避免与日本开战，以免陷于对德日“两线作战”的处境。
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促使中国在抗战初期接近苏联，而不是倾向亲英美。而在目前，英美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对日本采取姑息态度——这对苏联在中苏关系上有利的。
现在蒋介石已经确定了“联苏抗日”的政策，国民政府急需争取苏联的军需物资援助，还想争取苏联出兵参战——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有自己的决定：决对不派地面部队参战，但可以提供军事援助，还可以派遣志愿空军参展。
“今天我们和中国刚刚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我已经决定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我想派你前往中国南京，担任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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